今天听了道长的关于身份认同的讲座，联想到之前一个老先生谈爱国的讲座，也想谈谈关于理性爱国和爱国的合理性。

老先生的讲座主要从近代历史角度探讨了一下什么行为才是真正的爱国，所谓理性爱国。老先生认为爱国的核心是爱民，举了一例就是拳乱时候，李鸿章他们为了百姓生计，防止洋人入侵，抗命宣战而搞东南互保的事情。同时老先生认为爱国是需要理性的，举例了晚清时候顽固派对西洋的抵制和李鸿章他们要求学习西方的军事、经济、政治制度。这三点在理解和学习上也是逐层递进的，因为看到船坚炮利而知其工业强大，知其工业强大而觉其制度之忧。老先生说出来令人欣慰的一点，那就是士大夫精神没有亡，身先士卒的，振臂高呼的，往往都是知识分子，牺牲的革命志士，比例中对多的还是知识分子。最后老先生提出了全球化时代的爱国危机，那就是移民的便利，让知识分子和财富更容易流向对自己有利的国家，爱国的情感会变得脆弱了。

而道长和顾文豪的讲座，相比就更加抽象和深层了。主要质疑爱国精神的合理性，他提出来，出生在这个国家是偶然的，而爱这个国家的要求是必然的。用偶然推必然，是否合理。还有一个就是现在的爱国精神，多少有些道德绑架了。比如用不同国家的护照旅游，只是出于便利；我开日本车，吃日本餐，但是这并不妨碍我写中国字，深爱中国的传统文化。

在我看来，爱国肯定是起源于一种地缘认同，而地缘认同在社会学上是血缘认同的一种进步。所谓血缘认同，就是亲情，就是孝道，而地缘认同，就是忠，是对土地和土地上一起生活的人的热爱。在智人时代，我们之所以能对抗其他猿人，也是出于我们能有大规模的组织，而这个前提，就是我们可以有一定程度的地缘认同，我生活在这里，你也生活在这里，我们是同一个部落，不管有没有血缘关系，我都对你感到亲切，大家愿意团结在一起战斗。注意这个地缘认同是不止于熟人社会的，熟人社会的组织不会超过200人，不能形成大规模的城市，而地缘认同就是我们俩完全不认识，但是愿意在一个首领带领下，共同抵御敌人或者去进攻敌人。

对于道长关于哲学上的用偶然推必然是否站得住脚，我觉得可能有点较真了。如果硬要掰扯的话，我们每个人都是从上亿个精子中偶然中标的，我们的诞生大部分情况也是父母交还的偶然结果。但是我们一样是对父母感恩的，必然要讲究亲情的。宇宙可能也是偶然的一次量子涨落，但是我们依然在尝试找出一些必然的规律。所以所谓偶然和必然的关系，我觉得是很难辩证的，因为一切事物的因似乎都存在偶然的成分在里头。

所以对于爱国的合理性，我们倒不如从他的必要性来考虑。虽然是有很强的功利主义观点，但是确实也是爱国的实际发展过来的历程。就像我们过去两千年的王朝社会，都只有忠君而没有爱国，爱国是到了中国面临被日本瓜分时候梁启超提出来的，包括华夏和中国的概念。这是因为以前我们有君主，君主就代表这个共同体的认同，这个认同是高于家乡的地缘认同的，足够我们使用了。而后来君主没了，我们普通的地缘认同，最多是你是河南人，我也是河南人，而为了不让中国分崩离析，必须有一个更高层的共同认识，所以爱国主义就出现了。所以说，爱国主义其实是忠君思想的代替。

当然肯定有人说，那国家这么大，新疆那边跟土耳其似乎更相像一点，西藏那边似乎和尼泊尔、印度更像一点，南方人说的粤语、闽南话和北方话又互相分离的体系，为什么我们还要在一起呢？确实，看到各种新疆、西藏暴乱，我是没有那种大国沙文主义的，包括台湾问题，在我思想深处，就觉得，能过一起大家团结友爱，过不到一起，大家分开可能更开心。民族自决嘛。

就像苏联的各个小国家被压榨着经济和人权，现在分离出来，虽然外交上没有大国姿态，人民生活上确实提高了，也开开心心的。但是有的情况是，像印巴分治，中东各种仇视，都是别有用心的局，大家分裂之后，反而更乱了，就得不偿失了。有的时候民众是容易盲目的，比如英国脱欧和川普当政，明显是不利的选择大家却很容易在冲动下试一试。然而一旦实施可能再撤回就很难了。

最后还是想回归到老先生的话，理性爱国。国是虚拟的，抽象的，国民确实真实的，爱国的实质是爱民。所以不要砸其他人的日本车，牛逼你就去日本去砸；不要因为开日料店就骂人汉奸，牛逼你就去赚日本人的钱捐回来给中国。